《三十而已》中，王漫妮在上海打拼 8 年后回到江南小镇。生日时，父母的流水席与满桌红包让她短暂感动，可小镇咖啡馆用速溶咖啡冒充拿铁，相亲对象张口闭口人情往来，又让她向闺蜜不停吐槽。这正是她 “后沪漂” 生活的真实写照。2020 年该剧开播时，“逃离北上广” 已广为人知，“女子图鉴” 系列热度未减，“内卷”“躺平” 的说法还在酝酿，王漫妮的离开显得纠结不已。
而如今的年轻人，在选择城市时似乎少了那份纠结。一方面，“北上广深” 的光环逐渐褪去，高房价、激烈竞争让 “为机会硬撑” 的成本越来越高；另一方面，“鹤岗 3 万买房”“大厂裸辞义乌创业” 等事例表明，得益于经济、资源、信息的差距以及政策红利，许多曾经不起眼的小城不再只是中转站，而成了能容纳年轻人疲惫身躯、支撑他们重启人生的 “任意门”。
从 “选城市如同二次投胎” 到 “随便找个城市蹲下来”，不断流动的年轻人，真的不再看重地点了吗？哪些城市可能会受到年轻人的喜爱？
下面是《新周刊》与 “B 级旅行片” 博主、资深城市观察者史里芬的对话。
青年流动的趋势，是人口自然流动的趋势
《新周刊》：“当代中国青年喜欢什么样的城市” 这个话题备受关注，很多城市也把 “受年轻人欢迎” 当作核心竞争力。讨论这个话题，有哪些前提必须考虑？
史里芬：“适合青年居住” 这句话能从多个角度解读。首先，谁是 “青年”？是领退休金前都算青年，还是像互联网等迭代快的行业那样，35 岁后就不算了？其次，青年们都喜欢同一种城市吗？“喜欢” 很主观，可能是因为能轻松赚钱、潇洒花钱，也可能只是因为那里的天空比大理更蓝，或者街上的招牌没有被刷成同一种颜色。
《新周刊》：如果把 “喜欢” 简化成两个层面：下限是 “无忧”，也就是生活有基本保障；上限是 “快乐”，即能自主选择、实现自我价值，你怎么看？
史里芬：按这个标准来看，除了北上广深和沿海城市，几乎其他城市都只有财政经济和财政依附型经济。要是财政经济状况良好稳定，财政依附型经济又能吸纳不少就业人口，这样的城市在保障层面对青年会比较友好。
说到 “自主选择”，得先弄明白青年为什么流动。青年流动其实就是人口流动，毕竟很少听说 70 多岁的老人还去 “走西口”“闯关东”“下南洋”。而人口密度和交通运输，尤其是水路运输的发达程度关系密切。
以美国为例，虽然越野车、皮卡普及，还有卡耐基、约翰・洛克菲勒这样的工业家，让人觉得美国靠公路、铁路发展，但从长远来看，成本低、运量大、对时间和货物保质期不敏感的水运，才真正塑造了美国的人口结构。所以，80% 的美国人生活在占国土面积 20% 的地区，包括东西海岸和内河运输发达的五大湖地区。
相应地，中国青年人口如果自然流动，人口线会比 “胡焕庸线” 更偏南。但中国北方和西部有很多人口密集的城市，这是因为中国长期通过行政体制来均衡人口分布。比如建设油田、煤矿造就了鄂尔多斯、榆林，还有三线建设、西部大开发等，都是如此。
直到现在，中国仍积极推行产业政策。国家给一些西部地区指明产业方向后，那里会建起产业新城，政府和高校先入驻，接着国有企业和私企也会跟进，期间还有东南沿海的精明老板参与基础设施建设，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就会向这些地方聚集。
就连城市内部，也在走类似的路。以兰州为例，它三面环山，机场离市中心远，经济辐射能力有限。于是，甘肃唯一的 “985” 高校兰州大学被迁到 30 公里外的榆中盆地，之后又在城北青白石布局新校区，还开展了削山造城项目，以此实现城市外扩，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堪称奇迹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年轻人像洄游鱼类一样，“逆流” 前往与人口自然流动趋势相反的方向。
《新周刊》：不过现在这种趋势好像变缓了？
史里芬：没错。当政府资金紧张或进入还债期，就会意识到让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参与更划算，会考虑在哪里生产产品更合理、大学是否该搬到山里。这时，人口流动出现结构性变化，年轻人能自主选择发展的城市。那些自然环境差、实习和工作机会少的偏僻地方，可能就不那么受欢迎了。
青年喜欢的城市：既允许奋斗，也允许玩乐
《新周刊》：按你说的，中国现在进入人口相对自然流动的阶段，那一线城市和东部新一线城市应该还是年轻人迁移的首选，毕竟机会多、多样性高，是这样吗？
史里芬：这是一种误解。20 世纪 50 年代初，苏联援建中国 “一五” 计划的 156 个工业项目时，派专家评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程度，达标的只有北京、东三省及内蒙古的一些城市。
以上海为例，80 后、90 后记忆中不错的上海轻工业产品，像英雄钢笔、光明冰砖、硫磺皂，都来自有国企背景的民族工业老字号。而在互联网时代，上海既能高效监督垃圾分类，也把人才都引到积分落户这条路上。
在上海，不管你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，毕业于 “C9”“211” 还是双非院校，在国企还是外企工作，都有量化指标考核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风险极高。所以，上海多的是金融从业者，却少有创业者。
类似的刻板印象还有很多。比如南京，机关、大院多，高校也多，让人觉得是 “全民编制”，但其实体制内强度指数（体制内工作的公积金缴存人数占比）不到 30%。东北的体制内强度指数也只有 40% 左右，而兰州这样体制化程度高的城市，这一比例高达 70%。一座城市如果既经济发达，体制内强度指数又高，大概率是首都或资源型城市，绝不可能是南京。
《新周刊》：那受青年喜欢的城市，有什么规律可寻吗？
史里芬：我认为，这样的城市得允许大家玩乐，这很重要。在体制化程度高、财政依附型经济为主的城市，青年生活可能更轻松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体制。这时，发达的工商业、服务业就能提供另一条出路。
贵阳和兰州就是很好的例子。这两座城市的人口构成源于三线建设时期的移民，会说普通话的人很多，不少市民在体制内或家庭中实现身份的代际传承。
但它们还有另一面：作为多民族杂居、文化多样的西部内陆城市，另一部分市民世代经营酸汤鱼、米粉、牛肉面、烤肉店等生意。这让两座城市形成了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双轨制，既有 “大锅饭”，也有宽松的消费环境和廉价服务，而且两者联系紧密。
《新周刊》：你说的这种 “舒适”，可能更多针对本地青年。那对移民青年来说呢？
史里芬：移民青年这个角度很有意思，拉萨就是典型例子。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恶劣，但各种开发、援助政策，比如艰苦地区补贴，带来了高工资和良好福利。
这吸引了大量四川人涌入，从事餐饮和服务业。去西藏旅游，会发现做向导、包车、开旅店民宿、卖手工艺品的多是四川人，他们在这偏远之地打拼了几十年，服务的是那些假期多、下午三点就能下班的办公室人群。下班后，这些四川人可能会去八廓街的四川茶馆打麻将。
总的来说，拉萨表面上被四川人 “格式化”，起初是政策影响，后来则完全由经济因素决定。难怪很多年轻人想去拉萨。
《新周刊》：在鹤岗花 3 万买房，能过上类似的生活吗？
史里芬：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东北没有这种 “双轨制”。像鹤岗、阜新这样的资源枯竭型城市，当地大多家庭几代人都是 “单位人”，身份和待遇在政治、经济层面完全平均。在单位效益不好、不得不另谋出路前，没人想过要为别人服务。
所以在东北城市，即使有夜市，也整齐划一得让人奇怪，垃圾桶的颜色和数量都一模一样。夜市上卖的台湾大肠包小肠、大连火爆鱿鱼、长沙臭豆腐、北京卤煮等，都和本地生活无关，都是从网上学来、置办的，从手打柠檬茶的灯牌设计到旋风土豆的签子来源，都能从 1688 和拼多多解决。
东北很多摊主皮肤白皙、戴眼镜，手法生疏。而在兰州，小伙子擦桌子速度很快，因为要擦到一定年限，师傅才会教拉面手艺。
《新周刊》：可以理解为服务业不只是谋生手段，它独立且与专业技能匹配，还能催生出从业者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主体性吗？
史里芬：我觉得用 “价值体系”“主体性” 这些太主观的词来解释不太好。
但至少，洗脚、撸串、涮酸汤鱼，都是实实在在的休闲，也是实实在在的生计。
所以我特别不认同用 “娱乐至死” 来批判这样的城市，这完全脱离了中国当下的语境。如果一个城市工商业凋零，高度依赖体制，还不允许玩乐，把夜生活和小吃摊都管死，那在这儿生活肯定不好受。
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解耦能力：越强的城市，越值得去
《新周刊》：当下青年该怎么选才能 “开盲盒” 成功？或者说，年轻人流动性更强，倾向于暂时在一个城市生活，而不是安家落户，地点是不是就不重要了？毕竟数字游民在哪都能做。
史里芬：“数字游民”“临时居住”“游牧” 这些都是事后的总结。
中国长期靠官僚体系和科层制运转，除了为躲避战乱、苛政等被迫迁徙的人（如客家人、边疆开拓者），普通人的出路，古代是务农、考科举，现代是高考、打工。
做 “数字游民” 是应对现实的一种选择。虽然进入 5G 时代，能躺在泰国清迈的沙滩上用手机工作，但扪心自问，能这样多久？真的会比童年记忆中，下午四点织毛衣、五点接孩子放学的母亲更安稳惬意吗？
《新周刊》：但近两年出现了小城创业潮，这是不是说明青年想通过 “搞钱” 让未来更扎实、有意义？你怎么看这股风潮？
史里芬：对 “小城搞钱” 盲目乐观是不对的。什么样的小城适合 “搞钱”？我觉得要看它的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解耦能力。
在人类演化过程中，突破熟人社交范围，依据社会功能性角色建立大型组织（比如军事组织、企业）是很晚才出现的事。
小城的解耦能力相对较弱，但不同小城之间有差异。如果一座小城能用资本和现代企业制度摆脱归属感和忠诚的束缚，用才能禀赋打破血缘姻亲的限制，用司法公正化解恩怨，用共识和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消除恐惧与谣言，那它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比如想开咖啡馆创业，在一线城市学了高超的拉花技巧后，要找一个只要花钱请专业人士，就能搞定设备和营业资质的地方。在这样的地方，不用托关系找有背景的合作方，也不用像学传统手艺那样，给老师傅当女婿或打十年杂。
另外，也不希望因为做线上协作工作，就被人说 “不务正业，天天在家，晚上才回来，不知道干什么”。这需要共识，而共识的另一个作用是摆脱 “特化资产”，也就是那些为特定用途或交易存在的资产和能力。比如在一线城市，门路广能做大厂政府公关，到了小城可能只能靠这喝酒做销售，还因为没有当地资源而无处施展。
更重要的是，解耦能力强的地方容易形成相应的组织文化，并不断升级。于是能看到 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“姐妹们见面只搞钱” 这样有活力的口号。当地的信用工具也更发达，门槛低、利息少，就像历史上英国融资成本长期低于法国一样。东南沿海的一些小城，找中介、小额贷款公司、典当行过桥资金很方便，不用面对一个摆着 “大展宏图” 字画、体态肥胖的大哥，借钱前还得陪他喝好几轮功夫茶。
总的来说，资本化越彻底、经济层次越多元、游客越多的地方，越值得去，因为在那里，脑力、时间、效率甚至忍耐力都能换成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