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地时间4月13日，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全票赞成，通过《关于规范并便利归还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获取文化财产的框架法案》。这一立法打破了法国百年馆藏“不可转让”的铁律，成为西方主要殖民国家中首个针对掠夺文物建立系统化、常态化返还机制的专项立法，也为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打开了全新的制度窗口。
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，自鸦片战争以来，超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，其中法国收藏约260万件，多为圆明园、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劫掠的珍品。面对这一难得契机，苏州大学讲席教授、全球化智库（CCG）副主任高志凯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明确表示，文物追索需趁热打铁，既要抓住法国立法的机遇推进返还工作，更要将目光投向英国、日本等同样掠夺大量中国文物的国家，系统性推动流失文物“回家”。
一、法国立法破局：百年铁律松动，中国迎来追索新契机
此次法国通过的文物归还法案，核心价值在于简化了殖民时期非法获取文物的归还程序，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博物馆“馆藏不可转让”的固有惯例，其革命性意义不言而喻。尽管法案文本全程回避“殖民”“掠夺”等词汇，且明确归还对象仅限于法国及与其关系友好的国家，未对历史作出深刻反思，但不可否认，它为中国追索被法国掠夺的文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法律路径。
高志凯指出，法国曾参与1856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，有明确史料记载其从中国掠取了大量国宝级文物，这些文物部分收藏于卢浮宫等国家级博物馆，部分散落于地方博物馆、私人收藏及全球市场，历经百年流转，归还工作存在诸多技术性难题——尤其是部分文物几经易手，现任持有者通过正当程序购入，给追索工作增加了复杂度。
针对这一现状，高志凯提出三点具体建议：一是推动中法两国成立联合委员会，专门依据此次立法，梳理并追讨当年被法国军队及相关部门掠夺的中国文物；二是建立分类梳理机制，优先推进卢浮宫等国家级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追索，逐步摸清地方博物馆、私人收藏中的流失文物底数，重点锁定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时期被强取豪夺的珍品；三是明确拍卖市场管控规则，对涉及法国掠夺的中国文物拍卖活动进行规范，避免文物进一步流散。
高志凯强调，当前中法关系处于良好状态，且法国与美国关系紧张，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为文物追索提供了有利外部环境。中国应主动作为、趁热打铁，既要对法国的立法举措表示赞赏，更要通过联合委员会等形式将追索工作落到实处，绝不能被动等待法国主动归还。同时，中法若能形成一套可操作的文物归还方法论和程序，将为中国向其他国家追索文物提供重要参考。
在实操层面，高志凯建议，文物归还应置于中法互信与战略合作的大框架下，而非单纯就事论事追讨。文物追回后，可标注其在法国的占有年份，既尊重文物在法国的百年流转历史，也伸张中国的正义诉求；同时，以文物归原为契机，进一步推动中法文化、教育等人文交流，让每一件回归的文物都成为两国友好合作的新纽带。此外，还需周密规划回归文物的存放与展出，确保这些流落海外百年的珍品在安全、科学、现代化的环境中与国人见面，杜绝各类腐败和非法行为。
二、不止于法国：英日成追索重点，难度与体量并存
高志凯反复强调，文物追索不能局限于法国，英国和日本作为掠夺中国文物最多的国家之一，更应成为后续工作的重点。相较于法国，英日两国的文物追索工作，面临着体量更大、情况更复杂、缺乏明确法律突破口等多重挑战。
英国：掠夺文物数量最巨，核心珍品难追索
英国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、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一系列侵略行动，掠夺的中国文物数量远超法国，据统计，英国各大博物馆、图书馆合计收藏中国文物约300万件，仅大英博物馆就收藏约2.3万件，其中包括《女史箴图》唐摹本、康侯簋等国宝级藏品，多源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的侵略行为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当年英军曾以25英镑的低价贱卖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，斯坦因更是仅用200两银子就骗走敦煌9000卷文书，这些文物如今成为英国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，追索难度极大。
高志凯表示，英国目前尚未出台类似法国的文物归还立法，且对殖民时期的掠夺历史缺乏正视，这使得中国向英国追索文物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撑。但中法之间形成的文物归还先例，将为中英文物追索提供借鉴，中国可通过外交协商、人文交流等多种途径，推动英国正视历史，逐步推进文物归还工作，重点突破大英博物馆等核心馆藏的追索难题。
日本：掠夺时间长、品类杂，追索工作量巨大
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，不仅涉及八国联军侵华时期，更贯穿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侵华战争，通过抢夺、窃取、胁迫捐献等多种手段，掠走的重要文物据估计达数百万件，具有数量庞大、种类繁多、情况复杂的特点。与英法不同，日本的文物掠夺多伴随战争破坏，大量文物被损毁、篡改或流散民间，部分文物甚至被日本政府和私人收藏者刻意隐匿，给梳理和追索工作带来巨大挑战。
高志凯指出，日本对侵华历史的歪曲和否认，进一步增加了文物追索的难度。但中国仍需将日本作为文物追索的重点，借鉴中法合作的经验，通过梳理史料、核对清单、外交施压等方式，逐步摸清流失日本的文物底数，重点推进被日军掠夺的青铜器、书画、瓷器等珍品的追索工作，同时推动日本正视历史，承担起文物归还的责任。
三、系统性追索：既要立足当下，更要着眼长远
面对超1000万件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，系统性规划、常态化推进成为追索工作的关键。高志凯结合自身参观各国博物馆的经历，分享了对文物追索的深层思考——他曾在巴黎荣军院看到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法国掠走的中国古炮，被公然陈列在广场上，这一场景让他深感痛心，也更加坚定了推动文物追索的决心。
他表示，文物追索首先要做到“心中有数”，尽快整理史料，厘清自鸦片战争以来各国掠夺中国文物的历史脉络，明确不同国家、不同博物馆、不同私人收藏中流失文物的具体清单，尤其要重点梳理博物馆馆藏文物，这是追索工作的突破口；对于流散在民间、几经易手的文物，需建立长效追踪机制，借助国际合作、拍卖市场监管等手段，减少文物进一步流散。
其次，要建立完善的程序和议事规则，明确文物追索的流程、责任分工，以及文物回归后的运输、存放、展出等各项保障措施，确保每一件回归的文物都能得到妥善保护。高志凯建议，中国应尽快成立国内专门委员会，将文物追索工作提升到国家层面，统筹推进各项工作，同时加强与法国、英国、日本等国的沟通协商，推动建立国际文物归还合作机制。
从更长远的格局来看，高志凯认为，中国作为文物流失大国，不仅要全力追索自身流失的文物，还应发挥全球影响力，在联合国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，牵头成立专门的国际文物归还委员会，推动全球范围内殖民时期掠夺文物的归还工作，为世界文明的延续和传承贡献中国力量。
文物是文明的载体，是民族的记忆。法国立法的突破，为中国流失文物追索带来了难得的机遇，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。唯有趁热打铁、主动作为，以中法合作为突破口，逐步向英国、日本等国家推进，建立系统性、常态化的追索机制，才能让更多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，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，让千年文明的光芒得以延续。
（图源：中国国家博物馆 圆明园铜鼠首和兔首展出图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