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节的一场饭局上，高志凯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，戳中了当下中美关系的核心症结：想要重新定义中美关系，首先要打破被修昔底德陷阱主导的旧叙事。

国与国之间的博弈，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实力比拼，而是建立在一套隐含的叙事逻辑之上。就像下棋的规则决定着棋手的落子，国家关系也是如此。叙事界定了国家关系的底色，也决定双方博弈的底层玩法。

当下的中美关系，正被格雷厄姆·艾利森在《注定一战：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？》中的理论所主导。这套“不可避免的冲突”叙事，根植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逻辑——崛起国挑战守成国，结构性压力必然导向战争。在这套逻辑里，国与国之间就是硬实力的比拼，博弈的最终目的是靠实力驯服对手。

针对这一观点，高志凯先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新主张：中美之间，应是“不可避免的和平”（Destined for Peace）。唯有建立在和平的叙事基础上，中美双方的博弈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，这也为中美关系的破局，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。

回望冷战时期，伯纳德·布罗迪（Bernard Brodie）1946年在《绝对武器》中提出，核武器的核心价值是威慑而非打赢战争；亨利・基辛格（Henry Kissinger）又在1957年《核武器与外交政策》中，系统阐释了相互确保摧毁（MAD）与核恐怖平衡（Balance of Terror）的逻辑。这套叙事为美苏的“缓和”（Detente）定下了规则，但本质上，这些理论只是划定了损失的底线，而非收益的上限。

美苏接受和平，并非为了追求最大收益，而是为了避免最坏的损失——一旦突破核威慑的底线，没有任何一方能成为胜者。但这套逻辑的底层，依然藏着“压倒对手”的思维：在不突破底线的前提下，通过博弈占据上风，仍是最终目标。

在这个饭局上，我提出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让中美关系的叙事，彻底跳出“压倒对方”的零和博弈？我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，这一叙事的基础，就藏在全球化时代独有的经济逻辑里——中美利益的最大化，从来不是战胜彼此，而是深度合作；反之，若双方拒绝合作，迎来的将是彼此损失的最大化。

这一点，用全球化以来的全球GDP数据，就能看得无比清晰。2001年中国加入WTO，成为融入全球化的重要起点，彼时全球GDP约33.4万亿美元；到2025年，据IMF预测，全球GDP将达到118—120万亿美元。24年间，全球GDP累计增量约85万亿美元，涨幅达2.5倍。

而这近85万亿美元的增量中，中美两国的增量合计约38.5万亿美元，占比高达45.3%，其余所有国家，仅能分享剩下的54%。

全球化的红利分配，早已给出明确答案：中美，是全球化时代最大的两个赢家，而其他国家的全球经济占比，大多在持续萎缩。欧盟的GDP全球占比从23.7%降至15%，近乎腰斩；日本则从12.9%降至3.8%，仅剩原来的1/3。这样的格局，在人类历史上，从未出现过。

要理解这一格局的本质，不妨把国家财富看作一张由资产端和负债端组成的资产负债表——债务端是“钱从哪来”，资产端是“钱到哪去”，二者恒等，而世界总财富，就是所有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总和。

在贵金属等实物货币本位的时代，货币总量基本固定，债务端也就成了常数。这就决定了，彼时的世界财富是“零和游戏”：一个国家的崛起，必然伴随着另一个国家的衰落，财富只是在不同国家间转移。

正因如此，当时的国际贸易，本质是争夺顺差的竞赛，和平手段行不通，就诉诸战争。包括修昔底德陷阱在内的大部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，都是建立在这一底层逻辑之上的。

而这一切，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被彻底改写。美国抛弃实物货币本位，信用货币时代来临，货币的创造不再依赖自然资源，而是依托信用扩张。掌握了货币创造技术的美国，不再追求顺差，反而通过逆差向全球输出美元。

美元的全球扩张，让加入美元体系的国家，彻底解除了债务端的约束，实现了空前的经济增长。美元为全球分工提供了核心支撑，人类第一次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。

在这套全新的全球体系中，美国成为全球的“债务端”，是美元的创造者；其他国家则是“资产端”，需要通过顺差获得参与全球分工的美元。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，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提供的全球最廉价劳动力，迅速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了最大比例的新增美元。

资本最便宜的美国，遇上劳动最便宜的中国，就像全球经济的“甲方”与核心“乙方”，形成了高度互补的合作关系，这也是两国能成为全球化最大赢家的根本原因。

图1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资产负债表

如今的中美，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，形成了“共享一张资产负债表”的深度绑定：穿透中国的资产端，其大部分资本来源（债务端）指向美国；而穿透美国的债务端，其资本去向（资产端），大多能追溯到中国。

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，让中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共生关系：如果两国硬脱钩，双方的资产负债表必将同时受损，没有任何一方能从中获益；而如果两国选择联合，双方能获得的财富，远超过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合作的结果。

按照全球化的逻辑，中美贸易顺差/逆差不仅不是坏事，反而是好事。越大，意味着两国互补性越强，两国“必有一战”的可能性就越小。反之，两国没有了贸易顺差/逆差，反倒更有可能重回修昔底德陷阱。

这就是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，与传统大国关系最本质的不同。修昔底德陷阱的零和逻辑，早已无法解释当下的中美关系——如果中美真的陷入所谓的“注定一战”，最终的受益者，只会是欧洲、日本、俄罗斯等第三方，而中美，都会失去各自的全球主导权。

这也能解释，为什么那些表面上的中美“盟友”，总在极力推动中美走向对立：唯有中美相争，他们才能从中渔利。而中美两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彼此才是对方真正的“利益攸关方”。实际上最新一轮贸易战后，美国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已经强大到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战胜，与其与中国两败俱伤，不如联合中国收割全球。

高志凯先生提出的“不可避免的和平”，正是适配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新叙事。遗憾的是，时至今日，建立在旧时代废墟上的国际关系理论，依然主导着中美两国的博弈。两国的战略界，仍在按照过时的叙事制定策略，甚至为了迎合旧规则，纷纷准备退出全球化，重回内循环——只不过，一方是主动选择，一方是被动应对。

但世界早已进入全球化时代，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，中美关系，需要适配这个时代的新叙事。而这一叙事的核心，早已清晰：中美最优的选择，从来不是相互对抗、退出全球化，而是携手合作，共享全球化的红利。

恰逢特朗普即将访华，这成为决定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契机。早在2024年12月16日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就在海湖庄园的记者会上直言：“中国和美国可以一起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，你想一想，这可是一桩大买卖！”中美两国，能否做成这桩“大买卖”？答案的关键，就在于能否打破旧叙事的桎梏，建立起适配全球化时代的大国新叙事。"